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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共党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审视

浏览次数:160 时间:2019-11-21

  在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实践,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体现出其重要价值;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要坚持有效性和有限性相结合的双重原则。

  摘 要:在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实践,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体现出其重要价值;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要坚持有效性和有限性相结合的双重原则。

  在世界史学研究领域,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促进史学理念的更新,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在推进西方史学变革过程中极力推崇的研究思路①。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号卷首寄语中指出:“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的文献史料时,使用着陈旧的方法;另一方面,从事社会、近代经济研究的人,正在日渐增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者,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现在,在历史学家之间,在从事其它研究的专家之间,存在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针对这种状况,他们呼吁各行的“研究家”,在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如果他们都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②。两位史家要求“撤掉所有的樊篱和标记”,改变各学科专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以历史学为核心整合其他学科,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建构历史学,从时空上拓宽历史学的视野③。也正是这种全新的理念造就了年鉴学派在世界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就中国的史学研究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以革命、阶级斗争、政治等为关键词的史学研究理念的指导下,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内容“被人为地排斥于历史的视野之外”,使史学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从而也使史学研究在日趋僵化的发展中走向了“危机”④。这种情况在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更具有典型性地表现出来。如何改变史学研究“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1980年代中期,一些史者开始呼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的角度入手,开拓和填补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使它更加充实和完善。”⑤中国史学由此进入革新时期,社会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趋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在1993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以前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是互相脱节的,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不注意吸取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以致难以对中国革命作出完整、深刻的解释,因此,他强调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加强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早在1970年代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就曾萌芽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即认为只有把党内领导层的斗争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明白什么是中国革命”⑥。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邹谠也提出:“党史不能再是一般的课程,应当是研究的一个重点项目,是一个要发展的重点。党史也不能是狭义的党史,它事实上是离不开思想史、社会变迁史、经济史等。再说得彻底一点,各个专业各个学科都不能各自为政,而是有密切联系的”⑦。在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张静如等学者也先后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⑧。由此可见,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强调与社会史的结合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趋势。有学者指出,“近百年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似乎表明,每当历史学家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成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趋向。”⑨这一总结确实有一定道理。

  那么,这一史学研究趋势所关注的要点何在?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多学科研究方法的适当整合与灵活运用。如年鉴学派史学家所说,“在致力于自己的专业,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劳动的同时”,“关心一下邻居的工作”。二是在研究内容上,把研究的焦点从“领袖”、“英雄人物”转向“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这也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家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坚决地脱出历史事件、纯政治因素和历史人物的框框,以便更好抓住真实历史的动力,即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这两个‘成千上万’把那些广告橱窗中充当摆设的人像抛在一边,自己创造着真实的历史。”⑩中国学者张静如早在1990年代初即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作用的描述比较抽象,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究其原因还是研究不够。其实,每一历史进程,人民群众都是参与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上层人物活动连接起来,把社会下层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11)由此可见,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思路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写出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也只有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历史,才能真正展示多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实践价值。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是中共党史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

  在史学研究中,史料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因此,史料的发掘是史学繁荣的前提。作为一门历史科学(12),中共党史研究也不外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无不与档案材料的开放和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密切相关。从整体上来说,在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的研究中,虽然“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忌讳早已被突破,但由于种种的限制,使研究者对史料的要求往往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史料?二是,现有的史料是否已经被研究透彻从而没有了继续研究的余地或价值?三是,史料的不足问题是否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决定性障碍?在考虑以上问题时,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观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他们认为,材料的不足,并不能构成研究的障碍。史料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掘的,或者用费弗尔的话说,是要靠历史学家去“发明”的,重要的是要能提出正确的问题来帮助历史学家搜寻史料。布洛克也强调:“除非被提问,史料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史料不足并不构成历史研究的重大障碍。……一旦有了新的眼光、新的观察角度,史料的范围和数量就会突然丰富起来,这时候需要的是付出大量的艰辛劳动去发掘和整理新的史料。”(13)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史料数量的限制问题被暂时搁置,而利用新的研究方法,选择新的研究角度,对现有史料进行重新的整理与调动,以拓展研究空间,深化现有研究,从而开辟出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就成为许多研究者的选择。在国内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师吉金的《构建与嬗变——中国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这两部著作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理念指导下,以最为一般性的史料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迁,使我们对中国成为全国执政党之初的中国社会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谢春涛的《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从历史的角度对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基础性研究,许静则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运动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尽管她所运用的史料并未超过前辈学者,但却使我们对运动的发展逻辑有了新的认识(14)。由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在这种研究理念中,对种种所谓核心档案材料的诉求已经显得不再多么重要,而以“新的眼光”、“新的观察角度”对现有的,尤其是最为一般性甚至为传统的史者所不屑一顾的史料进行梳理,则成为更为值得关注的工作。“并非有山珍海味就是名厨,能用最普通的大路菜做出入口惊心的好味道,才算是行中高手”(15),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研究者来说,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启示。在这种研究理念中,在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客体的史料之间,研究者是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离开了研究者的选择和分析,史料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提炼,史料才能被‘提升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相反(16)。在这种研究理念中,由于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会使我们在对史料的梳理中,或是加深我们对原有历史问题的认识,或是发现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历史内容(这成为原有历史的补充),甚至会改变我们对某些原有历史问题的看法。总而言之,这种研究理念所展示的,将会是一片新天地。

  在实践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价值首先体现为,它成为历史研究中表述性史实与客观性史实之间的重要桥梁。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绝不能预先假定历史的表述性现实与历史的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既可能是一致的,又可能是相互背离的。一致性需要被证明,而决不是预先的假定”。他以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农村阶级斗争为研究对象,揭示了首先出现于土改中的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矛盾”与“背离”,或称为“官方建构的现实与人们实际感知到的现实之间的冲突”(17)。刘一皋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中,也发现“文献表述与社会变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集中表现为对于社会主义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描述与以农村基层骨干为代表的平均主义平等要求之间的矛盾,对于理想、前途、道路的主张与实际可能性之间的矛盾。”(18)在当时当地的历史实践中,当客观性现实与表述性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客观性现实不符合意识形态框架中的表述性现实,于是,客观性现实必须服从表述性现实的构架(19)。而这些所谓的“矛盾”、“冲突”与“背离”,不仅与当时历史中党的政策选择与行动之间形成相互循环作用的关系,“由于表述上的模糊性和现实发展中的复杂性”(20),也给今天的学术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典型的表现就是,有的时候对基本上相同的历史文献的解读,却可能让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中必须注意以下方面。那就是,在历史文献面前,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主体,历史文献则是我们展开历史研究的客观对象,历史认识的主体是可变的而历史认识的客体是不可变的,对同一历史文献的解读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不是历史事实发生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变化,而是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者的研究价值理念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缘故。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在历史文献面前我们就会是被动者,就会在无意识中囿于历史文献所构筑的樊篱而难以超脱,就会以历史文献作为得出结论或作出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在话语的表述上都会有意无意之间沾染上历史文献表述的语言风格。

  在实践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价值还体现为,它将在历史的因与果之间补充一个对历史过程的梳理与分析,从而完整地展示出“原因—过程—结果”的历史逻辑发展理路。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提出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1),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必然是要沿着“原因—过程—结果”的逻辑公式,才能完成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完整梳理。而其中对于过程部分种种细节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研究环节,“可以说,没有细节,无以成史”(22)。但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史学研究中风行以论代史的做法,用概念给历史穿靴戴帽,不能走出宏大的述事语境,动辄是历史的必然性如何如何,忽视历史细节的探幽发微。直到现在,在许多著述中还存在着这种僵硬的唯物史观言说范式。”(23)这种趋向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表现更为典型。“如党的领导,对群众的发动,我们一般只是写党提出了什么思想,召开了什么会议,制定了什么方针政策,发出了什么号召,至于如何具体地进行领导,如何具体地发动群众,群众有什么态度和反映,就没有了,好象号召一发出,方针政策一制定,领导工作就完成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通篇都是‘文山会海’。”(24)在这种历史研究范式中,“原因—过程—结果”逻辑公式中的“过程”被忽视或抛弃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被简化为“原因—结果”的简单论证。这不仅造成历史事件研究的空洞无物,更主要的是造成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断裂,难以让后人窥见历史的全貌。因此,“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与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中共党史并非只是党中央的决策及其执行、修正、完成的简单过程,更不是会议、文件、数字、领袖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的简单再现。地方与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与功能,普通党员和一般民众的响应与反馈,同样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中共党史的全貌。”(25)如何完整地展示出“原因—过程—结果”的历史逻辑发展理路?多学科研究方法同样在这方面体现出其实践价值。比如,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历史事件中或某一历史时期民众的社会心理(26),或以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研究历史中某一政策或制度等在微观层面的实践(27)。等等。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与实践,对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无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与实践中,需要把握的原则是具有双重性的,那就是有效性与有限性的有机结合。

  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方面,除了上文所述的具体方面以外,从宏观方面来说,多学科研究方法为对历史的科学分析提供了各种可资实践的理论框架。众所周知,具有科学性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之上的,否则历史研究成果就会变成不仅枯燥无味而且没有多少现实价值的史料汇编。美籍华裔学者邹谠曾经就理论分析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有过精辟论述,他指出:“当历史学者或理论学者在历史事件和理论分析之间找到了一种恰当的结合的时候,那么理论、参照框架、模型等等工具,就能帮助我们提示某个史实或一系列事件的普遍意义,就能帮助我们把某个特殊的个案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的情景下进行分析,从而加深我们对那些历史个案的理解,这样,独特的历史个案,就能充分展示理论、理论构造、理论框架的解释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运用一个理论观点去分析一个历史个案,能使我们看到人类行为和历史演变的某种一般模式。而这种一般模式,在别的地方,也许只是以某种很微弱的形式或变异的形式展现。通过运用恰当的理论工具去分析历史个案,历史个案所蕴含的一般模式就能被放大呈现,以至于好像从历史个案中顺理成章地呈现出来。在发现人类行为和历史演变的这些一般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得出一些带普遍性的理论命题,从而进一步丰富被我们运用来分析历史个案的理论工具本身。”(28)历史研究与理论分析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和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紧密联系在一起,就中国的史学研究而言,又与许多西方式理论框架的引进与应用有着密切关联。在以上前提之下的史学研究新趋势中,其性质与传统的中国历史概念迥然相异的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时甚至给人以“生搬硬套”、“食而不化”之感,但是,这一新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由他们所导引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将构成所谓的“史料外知识”,而这些“史料外知识”是“历史研究的中介”,“历史学家缺此将无法应付任何最具体的研究,如果他想要得到重要而可靠的结果的线)

  在注重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对于历史研究的有效性的前提之下,其有限性的方面也同样必须关注,其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要注意到某一单一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的有限性。尤其是对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运动的分析,“任何单一的理论模式或解释框架都不免以偏概全”(30)。更为重要的是,单一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的运用,会使研究者以先入为主的原则与框架,去框定丰富的史料,由此而来的史料选择,必然会使对于史料的梳理过程受到主观的、人为的束缚和限制,从而得出肤浅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因此,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方面,不能也没有必要拘束于某一单一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必须博采众长并灵活运用。

  二是在西方的或跨学科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的运用上,要坚持“有限使用”的原则。因为,在中国和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任何一种非中国的方法原则与理论框架都无法框定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甚至某一方面。

  以“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研究框架为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31),随着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成为“以社会史为基础而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思路中的热点,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种“舶来品”,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如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就一直坚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图式是西欧近代经验的概括和分析框架,它不适合于中国”(32)。当代的中国学者有的也提出,以“国家的仪式、权力、话语向乡村的渗透以及乡村社会的反应”为所描述的主要“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国家—社会”二元化的解释模式,是西欧经验,我们不可以直接拿过来作为方法论用于中国的社会研究(33)。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领导下的社会改造和变革,尽管其进程和目的都是非西方化的,但其结果,“是党、政府和社会更为严整地结合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中,国家成功地完成了从未有过的对广大乡村的组织化建构,从而使政府的影响深入、渗透到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34)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国家”以及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被视为国家代名词的“党”、“政府”等的影响渗透与扩展的过程。因此,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必须予以关注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也是一个应该在“有限”原则基础上“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心态史学也是目前中共党史研究中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心态史学”一词是从英文Psychohistory转译过来的。作为历史学与心理学合作而开拓出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35),在心态史学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当推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心态史学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归纳起来讲,心态史就是通过发掘人口统计、日记、报刊杂志、档案、遗嘱、田契、诉讼记录等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原始材料,借用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探索人类过去下层民众群体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把历史的探寻点转到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通过分析广大民众一些明了、清晰的言语、心俗、传统、情感、智慧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通过分析前人群体几乎不知不觉接受的、世代沿袭的观念和意识来说明历史问题(36)。就心态史学的特点来说,“它强调集体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态度;强调未被言明的看法而不是明确的理论,强调‘常识’或在一个特定文化中看起来是常识的东西;以及强调信仰体系的结构,包括对那些用以解释经验的范畴以及证明和劝诱的方法的关注。”(37)心态史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年鉴学派史家认为,“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构成历史最一般的基础,从这里才能把握到历史的总体和本质,才能对历史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38)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甚至干脆说:“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39)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所包含的内容还是所具有的特点和方法论意义来说,心态史学都比较典型地展示了社会史的内在理路和学术特色(40)。关于“心态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正是和“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研究理念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关于社会心理对于社会进步会产生巨大的作用的原理,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列汉诺夫就曾经强调:社会心理异常重要,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41)。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是,心态史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别人置之不顾的资料”,即“史学研究分析中由于难以阐明其含义而置之不顾的资料”(42),从而能够展示历史的全貌,把握到历史的“总体和本质”,对历史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从宏观的方面来说,对于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也同样会由于心态史学方法的运用,而具有反映一般性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

  但是,心态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仍然要坚持“有限使用”的原则,因为,它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又是难以把握的。例如,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治运动的研究中,一方面必须注意运动的进行对于民众心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民众心理在人为调控下所发生的变化,比在自然状态下所发生的变化要复杂得多。在某种程度的政治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言行,并不一定都能反映当时民众心理的全部真实性。这不仅决定了心态史有关资料鉴别的困难性,也决定了心态史学理论方法使用上的“有限”原则。

  由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多学科研究方法,不是意味着对传统党史研究方法的否定,而是有益的和有效的补充、推进和深化;不是意味着一些新术语的简单堆砌,而是在掌握相关学科基本理论基础上,在对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具有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对史料的科学调动和理性选择;不是意味着首先以某一既定的原则与框架,去人为地框定和选择丰富的史料,而是首先要在不受任何理论框架束缚的状态下,深入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中去,在对原始资料进行系统了解的基础上,以他学科的某一研究方法的运用,跳出历史资料的束缚而作客观性的解读,以力求客观地再现真实历史场景,切实理解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不是意味着对历史进行简单的是非评价,而主要是通过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对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更客观、更理性的了解、理解与把握,从对历史的梳理中去体味和感悟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价值。

  ①年鉴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被公认为年鉴派的创始人,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克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②[日]井上幸治:《年鉴学派成立的基础——昂立·贝尔在法国史学史中的地位》,《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④⑨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⑥参见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

  ⑦[美]邹谠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中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⑧(11)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⑩[法]埃马努厄尔·勒华·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姚蒙译,《世界历史译从》1980年第4期。

  (12)经过多年的讨论,中共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的界定已经为党史界的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参见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4)许静:《运动中的政治传播》,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

  (15)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

  (16)余鸣鸿:《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的突破》,《巢湖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卷第1期。

  (17)参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5期。在该文中,黄宗智认为,“阶级斗争的霸权文化”是建立在表述的现实和客观的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在“文革”中,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分离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实事求是”成为“文革”之后的主要口号这一事实,表明了人们对“文革”中表述的现实和客观的现实之间裂痕的深刻反省。实事求是要求表述的现实和客观的现实的重新同一。

  (18)(20)刘一皋:《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基层骨干的作用——对于文献描述中矛盾现象的解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84辑,2002年12月出版。

  (19)张佩国:《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参见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2页。

  (22)(23)王海光:《他山之石的启示:关于中国治史理路的再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

  (24)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5)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6)如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7)如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8)[美]邹谠著:《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18页。

  (29)[苏]米罗诺夫著:《历史学家与社会学》,王清和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30)王冠华:《抵制美货与社会运动——1905-1906年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运动研究》,参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31)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言,国家指“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通过合法垄断暴力的使用权而对其居民进行强制性管理的各种组织机构及其体现的强制性等级制关系的总体”;“社会则相应地指在该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居民及其群体的非国家组织与关系的总和”。两者关系的调整,也就是对国家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以及某一社会共同体中强制性等级制关系与其他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比例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参见何艳玲:《西方话语与本土关怀——基层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研究综述》,《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2)(34)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20页。

  (33)张佩国:《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参见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6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3年第8期。

  (36)程利、王晓丹:《略论心态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7)(39)[英]彼得·伯克著:《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6页。

  (40)参见唐力行主编:《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4页。

  (41)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72~273页。

  (42)参见[法]勒高夫等著:《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周兵:《心理与心态——论西方心理历史学两大主要流派》,《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本文来源:中共党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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